ESG精选好书《Less Is More》：一本改变你看世界的书

　　LINK-ESG 好书推荐官本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由Jason Hickel所著的

　　全书紧扣一个核心论点:无止境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迷恋GDP增长已经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必须摆脱这一增长瘾、主动,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了论证这一观点,

　　

　　

　　资本主义增长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平等。在逐利的驱动下,资本和财富高度向少数人集中,构建起一个金字塔式的分配结构。这种不平等加剧了生态危机,因为富人的碳足迹和物质消费远高于普通民众,且往往以穷人和弱势群体为代价。同时,财富分配不公还导致总需求不足,迫使经济体投入更多资源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形成恶性循环。资本主义将GDP增长视为评判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标准,但GDP其实是个哑巴指标。它将战争、犯罪、环境破坏等负面活动也算作增加值,却对社会福利、生态健康、无偿劳动等视而不见,由此扭曲了我们对发展的理解。追求GDP增长成为不折不扣的增长瘾。

　　最后,主流经济学为增长辩护的种种理由经不起推敲。根据 增长瘾理论,唯有增长才能消除贫困、创造就业、提升福祉。但事实上,在高收入国家,GDP增长与福祉改善早已脱钩,甚至走向反向。消除贫困的关键不在于增长,而在于合理分配。增长也创造不了体面的就业,它只能带来更多无谓工作。可见,增长已沦为政治管理的替罪羊。

　　气候危机：增长主义带来的生态灾难

　　在梳理了

　　首先是生态后果。正如

　　1. 气候变化: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温室气体浓度不断上升,加剧全球变暖,引发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等一系列危机。

　　2. 生物多样性丧失:栖息地破坏、过度捕捞、污染等因素导致物种加速灭绝。据IPBES估计,目前至少有100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威胁。

　　3. 土地退化:滥垦滥伐、工业污染和城市扩张导致土地严重退化。据统计,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退化,影响着35亿人口的生计。

　　4. 淡水短缺:人口增长和经济扩张带来的用水需求激增,以及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导致全球约17亿人生活在水资源紧缺地区。

　　5. 化学污染:有毒化学物质大量排放,对水体、土壤、空气造成污染,危害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

　　其次,增长主义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

　　1. 收入差距拉大:在增长的果实分配上,资本远远多于劳动。据统计,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的财富超过其余99%人口的总和。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2. 就业质量下降:在利润最大化的逻辑驱使下,企业倾向于压低工资,提供更多低质量、 insecurity 的就业,劳动者尊严备受损害。

　　3. 社区解体:全球化竞争加剧了社区工业的衰败,人口流失,文化认同感下降,社会关系网络趋于瓦解。

　　4. 消费主义盛行:在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下,大众传媒和广告营销煽动了消费主义,人们通过过度消费来弥补精神空虚,负债规模不断攀升。

　　5. 精神健康问题突出:竞争压力、职业倦怠、孤独感等问题困扰着现代人,抑郁症发病率居高不下。

　　

　　伊斯特林悖论揭示了什么?寻找真正的福祉

　　在反思增长主义弊端的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正视,那就是:GDP增长与福祉提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主流观点认为,GDP增长是提升福祉的必由之路,但本书

　　

　　书中援引了诸多横跨不同国家的研究,发现GDP水平与客观福祉指标之间也缺乏明显的正相关。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在预期寿命、教育水平等社会指标上的表现,竟优于人均GDP远高于它们的美国。这表明,衡量福祉不能只看GDP,还要看财富分配、公共服务等制度性因素。GDP增长所依赖的物质主义扩张,反而在很多方面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比如,过度消费引发肥胖症、消费主义与抑郁症高发存在关联、空气污染导致呼吸系统疾病激增等。环境恶化也侵蚀着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可见,将GDP视为福祉指标具有严重局限性。在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存危机面前,执着于GDP增长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恶化的生态状况迟早会反噬人类福祉。即便在短期内GDP有所提升,代价是地球家园遭受毁灭性破坏,我们子孙后代的福祉必将难以为继。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去增长”理念的实践探索

　　在系统梳理了增长主义的种种弊端之后,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去增长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否定一切经济增长,或者倒退到前现代社会。它主张的是摆脱对 GDP 增长的迷思和依赖,建立一种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运行的、以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为导向的新经济体系。换言之,去增长的核心是重新审视人类真正的需求,推动经济活动回归可持续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去增长的第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是坚持生态约束逻辑。它主张尊重地球有限性,将经济活动控制在生态阈值之内,杜绝对自然的过度攫取。这意味着要大幅压减物质和能源消耗,改变目前的生产生活方式。只有让经济适应生态,而非反之,人类社会才能在有限的星球上持续繁荣。

　　其次,去增长理念的另一个价值支点是公平正义。当前的增长模式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这种不平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也在实际上动摇了社会稳定。去增长主张在保障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合理分配发展成果,让每个人都能享有体面生活,化解两极分化,重建小区,实现共同富裕。经济的首要功能应该是满足需要,而非牟利。

　　第三,去增长理念超越了将人类置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转而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互惠。传统发展观将自然视为征服对象和可随意攫取的资源库,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去增长倡导树立生态系统眼光,尊重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坚持生态整体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中追求可持续性。

　　最后,在去增长理念中,孕育着对美好生活的新想象。它对消费主义横流的时代发出警示,呼吁人们反思生活在增长中的虚妄性。更多的物质财富不等于更高的幸福感,我们要学会少即是多的智慧。通过压缩劳动时间、简化生活方式,我们将获得更多闲暇时光,去陪伴家人,开展创造性活动,投身公共参与,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自我实现。去增长为我们勾勒了物质约束、精神丰盈的幸福图景。

　　综上,去增长理念以生态文明、社会公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价值取向,为人类未来指明了一条全新的文明转型之路。它是对现代性危机的积极响应,是人类走出增长主义 陷阱的关键一步。这一理念的革命性质,不仅体现在对传统发展观的颠覆,更在于其开辟了通往人类未来的新视野。

　　公平与共生：揭示“去增长”新文明的价值核心

　　要论证去增长并非倒退,而是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进步范式,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线性进步观,重新审视进步的涵义。让我们循著

　　传统的进步观将经济增长视为社会进步的核心指标,但这种观念正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和危险性。它忽视了进步的多维内涵,误导我们将牺牲生态环境、加剧社会不平等作为进步的代价。然而,这样的是畸形的,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福祉的基础上的虚假繁荣。真正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可持续性和公平正义的基石之上。

　　去增长理念之所以代表一种新的进步范式,关键在于它重新定义了进步的评价维度,对进步赋予了更丰富、更均衡的时代内涵:

　　1. 生态文明维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大限度维护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把人类活动限定在生态阈值内,方为真正的文明进步。增长主义摧毁了这一根本,而去增长重新高举生态文明的价值旗帜。

　　2. 社会公平维度:进步不应建立在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和不公正的剥削基础上。去增长理念坚持公平分配,让所有人都能获得体面生活,化解两极分化,重塑小区凝聚力,以此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3. 幸福感维度:更多的物质并不必然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去增长突破了将GDP作为幸福指标的迷思,转而强调社会关系、闲暇时光、创造性活动等post-material需求的充足对幸福的关键意义。

　　4. 参与式民主维度:增长主义常常与专制、不透明的决策相伴而生。去增长主张发展参与式民主,赋权于小区,推动公共事务中的多元协商,以此作为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5. 文化多元维度:在增长主义的货币化逻辑下,地方文化失去了独特性,文化多样性遭到侵蚀。去增长重视在地知识,推崇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为文化多元复兴开辟空间。

　　可见,去增长之所以是新的进步范式,不仅在于其跳出了增长主义的窠臼,更在于其积极响应了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它敏锐洞察到,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贫富分化加剧、幸福感下降等一系列困境,归根结底都源于增长主义的迷思。我们必须另辟蹊径,重新定义发展目标,方能摆脱这些困境。

　　事实上,当前全球范围内涌现出的种种另类探索,都与去增长的进步理念一脉相承。无论是真实进步指数等可持续发展衡量体系,还是各种协作经济、互惠网络、小区支持农业的蓬勃兴起,亦或是零废弃、简约主义、自我提升等新生活运动,无不体现了与万物合一、回归节制、追求精神自由等去增长的超越性价值取向。它们昭示着,去增长所代表的文明转型已经在悄悄发生。

　　去增长描绘的愿景,绝非倒退到前工业时代,而是基于对现代性弊端的反思,对科技和制度形态做出必要的创新和调整,在新的文明基础上建构人类的美好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智慧、成熟、勇于自我革新的文明形态。加紧迈向这样的文明形态,方为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逆流而上的智慧：“去增长”经济新篇章

　　在阐明了去增长作为一种新的进步范式的丰富内涵之后,让我们进一步总结去增长在生态、社会、经济三个层面的重大意义。这将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去增长理念的深远影响。

　　在生态层面,去增长具有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缓解生态危机的重要意义。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透支了地球的生态资本,导致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危机。去增长理念直面增长的生态限度,主张通过压减物质和能源消耗,把经济活动限定在地球边界内,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这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只有摆脱增长主义的桎梏,我们才有可能扭转生态系统退化的趋势,维护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可供久久安居的绿色家园。

　　在社会层面,去增长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传统的增长模式加剧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1%的富人占据了大部分发展红利,而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长缓慢,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改善。去增长主张在满足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合理分配发展成果,杜绝两极分化。在去增长的框架内,社会进步的目标不再局限于提高人均 GDP,而是要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方面面提升民众福祉。当人们从增长主义的rat race中解放出来,就有可能投身更具意义的社会建设,重塑小区,培育互助互信,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公平正义社会的受益者和缔造者。

　　在经济层面,去增长倡导建立以需求导向、注重分配、关照福祉为宗旨的新经济形态。增长主义片面强调供给扩张,忽视了社会需求,导致产能过剩和浪费并存的荒唐局面。去增长理念则强调,经济的终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生态、社会和经济这三个层面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生态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基石,缺乏生态文明,人类终将毁于自然的反扑;而没有社会公平,生态转型就缺乏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唯有建立以需求为本、兼顾分配的新经济,生态文明和社会公平的目标才不致沦为空谈。可以说,在去增长的框架内,生态、社会和经济三者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指向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

　　如何实现真正的全球公平?从节约开始

　　压缩高收入国家的物质和能源消耗,是实现全球去增长的关键一环。这一议题之所以至关重要,根源在于当前全球生态足迹和资源消耗的严重不平等格局。让我们具体来看:

　　据统计,高收入国家人均物质消耗量是低收入国家的13倍,人均碳排放更是后者的60多倍。以美国为例,其人均资源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5倍。如此悬殊的差距,反映出全球生态空间分配的深度不公。事实上,高收入国家的过度消耗,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向南方国家转嫁生态和社会成本实现的。它们通过不平等贸易,从南方国家大量提取原材料和能源,却将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后果留在当地。这种外部化成本的做法,是其维持高物质消费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

　　显然,如果所有国家都依照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模式,地球资源将远远无法承载。为了实现生态可持续,高收入国家必须率先压缩其物质和能源消耗,为发展中国家腾出必要的发展空间。这不仅事关全球生态安全,也是地球正义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高收入国家可以采取以下举措:

　　1. 制定物质和能源消耗总量控制目标,将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逐步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可以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IPCC建议,制定符合全球碳预算的国别减排路径。

　　2. 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逐步淘汰化石能源。可以通过碳定价、取消化石能源补贴、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等措施,加速能源低碳转型。

　　3. 通过生态税费、资源消耗限额等政策,抑制过度消费和浪费。尤其要限制奢侈品消费和一次性用品使用。同时鼓励共享经济、循环经济等资源节约型消费方式。

　　4. 优化产业结构,压缩高耗能、高排放、高物耗行业。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推动资源依赖型产业向低物耗、高附加值方向升级换代。为受影响地区和行业的劳动者提供援助。

　　5. 改革贸易和投资规则,杜绝将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行为。重新制定贸易条款,将生态足迹核算纳入贸易政策考虑,实现贸易关系的公平化和可持续化。

　　需要强调的是,生活质量并不必然依赖于高物质消费水平。去增长理念亦强调,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关注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等非物质因素,同样能够实现高质量的生活。高收入国家完全有条件在压缩物质消耗的同时,通过改善社会保障、缩短工时、加强小区建设等措施,维持并提高民众的福祉水平。

　　全球公正：从财富再分配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探讨了高收入国家压缩物质和能源消耗的必要性之后,我们还必须正视一个紧迫议题,那就是在去增长进程中,如何通过财富再分配来保障所有人的基本需求。这是确保去增长成为一个公正和包容的过程所不可或缺的。

　　正如前文所述,去增长并非简单地否定经济发展,而是要在尊重生态限度的前提下,优先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提升整体福祉。然而,在当前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格局下,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已经成为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严重障碍。

　　据统计,目前全球最富裕的1%人口占有的财富,超过其余99%人口的总和。与之对应,仍有数亿人陷于赤贫,缺乏基本的温饱保障。如果任由两极分化持续恶化,社会矛盾将愈发尖锐,生态转型也将失去民众基础。推进财富再分配,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成果,是走向公正永续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举措:

　　1. 完善累进税收制度。针对高收入、高资产群体加大税收力度,开征遗产税、房产税等;适当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增强其购买力和生活保障。

　　2.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加大公共投入,建立全民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每个人都能公平享有优质的社会保障。

　　3. 加强反垄断和收入分配调控。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压缩行业内部过高的工资差距;强化对垄断行为的监管,防止财富向少数寡头集中。

　　4. 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小区银行、互助基金等普惠金融组织,为中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提供可负担的信贷服务,帮助其获得发展机会和创收能力。

　　5. 发展合作经济和参与式经济。鼓励工人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等民主经济形式,促进财富在小区内部循环;推行参与式预算等制度,让民众在涉及切身利益的经济事务中有更多发言权。

　　6. 探索全民基本收入。给每个公民发放一笔基本收入,作为基本生活的安全保障。这一举措虽有争议,但有助于应对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推进财富再分配绝非易事,既需要制度层面的变革,也需要观念层面的更新。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观念鼓吹个人奋斗、奖励致富,而将贫穷归咎于个人,这导致了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的弱化。在去增长背景下重建社会公平,需要我们重拾互助共享的价值理念,树立一个都不能少的发展观,在全社会凝聚起推进共同富裕的强大共识。

　　每个声音都重要：构建“去增长”社区参与平台

　　当我们审视去增长的转型路径时,有一个维度尤为关键,那就是在生态、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决策和治理中,赋权于广大小区,推动更深入的参与式民主。这一环节之所以不可或缺,根源在于去增长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民众的理解、认同和参与。唯有通过赋权增能,激发民众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让去增长成为一场社会运动,去增长方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经济社会事务的决策权往往高度集中于政府部门和少数精英手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容易导致决策脱离小区实际,忽视底层民众的真实需求。而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复杂性挑战时,我们尤其需要来自基层的智慧和力量。小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蕴藏着丰富的在地知识和价值网络。只有充分调动小区的积极性、主动性,厚植生态文明的社会土壤,才能为去增长转型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为此,我们应着力在以下方面赋权于小区:

　　1. 完善小区参与制度。在涉及小区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协商、表达意见的制度化渠道。让小区成员能够充分表达自身需求,并将其纳入决策考虑。

　　2. 深化小区自治实践。鼓励小区成立居民自治组织,就小区事务进行民主协商、自主管理。尊重并支持小区依托自身文化传统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探索生态友好的生计和生活方式。

　　3. 推行参与式预算。在小区或地方一级财政预算编制中,让小区居民直接参与预算方案的讨论、审议和表决,实现财政民主。鼓励将公共资金投向小区层面的生态保育、基础设施改造等项目。

　　4. 发展小区经济。支持发展城市农业、小区支持农业、可再生能源合作社等小区经济形态,减少外部依赖,提升小区韧性。在小区内部建立互助网络、本地货币等机制,促进资源在小区内部循环。

　　5. 加强小区能力建设。为小区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信息支持,提升其生态保育、资源管理、可持续生计等方面的能力。鼓励高校、社会组织等为小区赋能增能。

　　6. 打造小区学习网络。通过小区论坛、工作坊、主题沙龙等形式,打造小区内外的学习和交流平台。传播生态文明和去增长理念,分享实践经验,促进观念更新。

　　可以预见,随着小区赋权和参与式民主的推进,去增长将从单纯的环保口号,逐步演变为一场深入人心的社会变革运动。人们将在参与中增强生态意识,学会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思考和行动;也将在协商中学会换位思考,在争议中达成共识。由此,去增长将获得更加坚实的社会根基。

　　当然,赋权小区绝非一蹴而就之举,它意味着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深刻调整。这需要各方协同发力,久久为功。政府要敢于放权,企业要勇于担责,社会组织要善于赋能,小区要乐于自治,每一个公民都要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唯此,方能激活去增长的内生动力,让去增长真正成为人人参与的生动实践。

　　“少即是多”的智慧：探索节制生活的真正幸福

　　在探讨了小区赋权和参与式民主在推进去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后,我们还必须关注另一个至关紧要的层面,那就是重塑价值观念,推行节制型生活方式。这是去增长得以持续推进和深入人心的重要前提。

　　长期以来,消费主义文化将越多越好作为人生信条,鼓励人们通过不断升级消费来彰显身份、满足欲望。这种价值取向催生了大量不必要的物质消耗,加剧了生态危机。而在去增长的语境中,我们需要反思生活在增长中的虚幻性,树立少即是多的节制智慧,实现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观念革命。这意味着要重新定义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将个人发展诉求从外部的物质累积,转向内在的精神满足。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观念更新和生活方式转变:

　　1. 倡导简约适度的消费观。鼓励人们基于需要而非欲望进行消费,抵制过度消费和浪费。宣传简约而不简单断舍离等生活理念,营造热爱环保、崇尚节俭的社会氛围。

　　2. 缩短工时,重视闲暇时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适度缩短工作时间,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支配的闲暇。鼓励人们将更多时间投入家庭陪伴、社区参与、自我提升等非物质领域,获得更高层次的幸福感。

　　3. 发展共享经济和协作式消费。鼓励人们通过共享物品、交换服务等方式满足需求,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购买。在社区内营造互帮互助的氛围,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4. 提倡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广环保、可持续的商品和服务,引导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做出低碳、健康的选择。加强可持续消费教育,提高公众选择环保产品的意识和能力。

　　5. 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传统文化中简约、知足、崇尚自然的思想资源,激活人们心中诗意地栖居的向往。推广传统手工艺、本土文化,丰富精神生活。

　　6. 反思发展观念,重构幸福定义。突破发展就是GDP增长的狭隘视野,纳入生态、健康、闲暇、人际关系等多元幸福指标。在全社会推动美好生活观念的更新,为去增长营造价值土壤。

　　应该看到,价值观念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它需要观念和实践的长期互动。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社会的去增长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缩短工时、发展公共服务等制度安排,为人们践行节制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和时间保障。在观念引领和制度保障的共同作用下,崇尚节制、追求品质的后物质主义价值才能深入人心,进而引导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如果说社区赋权是去增长的微观基础,价值重塑就是去增长的宏观引领。两者相互促进,共同为去增长筑牢社会根基。唯有如此,去增长才不会流于浅表的口号,而是能够触及每个人的内心,转化为自觉的生活实践。

　　走向共繁荣：解锁

　　基于我对

　　首先,该书深化了我对增长主义危害的认识。

　　该书颠覆了我将GDP等同于福祉的刻板认知。

　　其次, Jason Hickel生动阐释了去增长的积极内涵。去增长并非简单的倒退,而是在反思现代性弊端的基础上,倡导遵循生态约束逻辑,坚持社会公平和民主参与,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守正创新,为人类文明转型指明方向。此外,还引导我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认识到当前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源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我们必须树立生态整体主义视角,尊重万物内在价值,在人与自然动态平衡中追求共同繁荣。这为破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难题提供了智慧启迪。

　　

　　必须看到,推进去增长绝非易事,观念更新阻力、经济转型阵痛、全球协同难度等种种挑战不容忽视。但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各国对去增长的认同正在扩大。中国政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企业界日益强化的社会责任担当、亿万民众简约适度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在为去增长在中国生根发芽创造条件。只要我们以坚定的信念,运用系统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定能跨越重重阻碍,让去增长从理想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