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下午拉高（股票勐拉）

　　这种碰到平仓线就拉升的股票是有的。但这也只是一个概率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分析与实现途径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为此，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是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这是衡量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通用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后两点。 当前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货币竞争。如果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及其相关的铸币税利益，而且也会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段]趋势分析

　　人民币已有“小美元”之称 就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现状分析，过去人民币仅在边境地区流通，目前已经在部分发达国家的部分地区流通和兑换。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人民币流通扩大的过程。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流通的范围就越广、数量就越大。 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在西南边境地区，人民币有“小美元”之称，被当作硬通货使用，流通范围较广，老挝东北三省人民币完全可以替代本币在境内流通，最远深入到老挝首都万象一带。而在中缅边贸及旅游活动中，缅甸禅邦重镇小勐拉，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币多达10多亿元。 人民币在越南流通范围也非常广，已经在越南全境流通。越南国家银行已经开展了人民币存储业务。在西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在中亚五国、俄罗斯地区和巴基斯坦流通。目前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最大的是哈萨克斯坦，大约有十多亿元人民币。在中亚其他国家流通的人民币总共也有十多亿元。 在东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跨境流通到俄罗斯和朝鲜以及蒙古国。特别是蒙古国，已经把人民币作为主要外国货币。蒙古国的各个银行都开展了人民币储蓄业务。在与蒙古国的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金交易量占双边全部交易量的1/3强。 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最大的是中国香港地区。人民币在香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自由兑换。与在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人民币在香港被用来作为投资的一种储备货币。另外，在中国澳门地区人民币也在广泛使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币有向世界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流通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人民币在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使用。随着中国游客的不断增多，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机场以及饭店也开展了人民币兑换业务。如纽约的机场、唐人街以及部分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日本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也已经开始收人民币。 市场选择了人民币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是中国经济成长到新阶段的表现。同时说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趋势首先应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 具体来说，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首先是由该国的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较大的经济规模和持续的增长趋势是建立交易者对该种货币的信心的经济基础；经济开放度较高、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能够获得交易者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国际交易者对该种货币的信心和需求，决定了该种货币必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促使该货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 按照这些条件分析目前正在出现的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是市场选择的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维护人民币不贬值的国际信誉，人民银行收窄了人民币的波动幅度，与美元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关系，使得人民币迅速得到周边地区的认同，形成区域内的“良币”形象。同时，经济高速稳定增长支撑下的人民币强势表现，增强了人民币在区域内的信誉，也赢得了区域内市场的信赖和需要。 从中国来看，中国大国经济特点的形成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国际经济交易参与者和普通公众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普遍接受性也会大大提高，人民币将必然会成为国际通货。 从亚洲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一个市场中，一种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将大大减少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交易成本，为该地区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提高交易的规模、效率和国家福利。中国与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扩大亚洲市场的规模，并产生对共同价值标准的需求。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将是一个必然结果，亚洲出现人民币替代其他货币的现象也将成为可能。

　　[本段]利弊分析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尤其依赖于资金财富。因此，一旦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以减少中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而且将为中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这就要求仔细分析其中的利弊。 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国际化战略中的人民币区域化”报告指出其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之所以能够充当国际货币，是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和国际信用地位较高的充分体现。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中国就拥有了一种世界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发言权也将随之增加。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改变目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减少国际货币体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减少汇价风险，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外贸企业持有大量外币债权和债务。由于货币敞口风险较大，汇价波动会对企业经营产生一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后，对外贸易和投资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计价和结算，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这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同时，也会促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金融市场的发展。 进一步促进中国边境贸易的发展。边境贸易和旅游等实体经济发生的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边交往中结算手段的不足，推动和扩大了双边经贸往来，加快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另外，不少周边国家是自然资源丰富、市场供应短缺的国家，与中国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人民币流出境外，这对于缓解中国自然资源短缺、市场供应过剩有利。 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最直接、最大的收益就是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铸币税是指发行者凭借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在本国发行纸币，取之于本国用之于本国。而发行世界货币则相当于从别国征收铸币税，这种收益基本是无成本的。 目前中国拥有数额较大的外汇储备，实际是相当于对外国政府的巨额无偿贷款，同时还要承担通货膨胀税。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不仅可以减少因使用外汇引起的财富流失，还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为中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 报告也同时指出了其产生的三方面的负面影响： 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本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都将给国际投资者以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并可能出现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产生的“群羊效应”，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人民币国际化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将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币，其在国际间的流动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对国内人民币的控制能力，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比如，当国内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提高利率时，国际上流通的人民币则会择机而入，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 加大人民币现金管理和监测的难度。人民币国际化后，由于对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难度较大，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的难度。同时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可能会加大一些非法活动如走私、赌博、贩毒的出现。伴随这些非法活动出现的不正常的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一方面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工作的困难。 尽管一国货币国际化会给该国带来种种消极影响，但长远看，国际化带来的利益整体上远远大于成本。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现实说明，拥有了国际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本段]实现途径

　　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可以采取一种双轨制、渐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步骤。 双轨制的第一个轨，是在中国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同时加强中国金融体系效率，其中包括许多措施，如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计划(QFII)、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计划(QDII)，还包括各种有步骤的资金对外开放，如境内资金投资港股，但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定向的。另外，可以考虑邀请海外高质量的企业如苹果(Apple)、IBM、英特尔到A股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股票，使得一部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流出境外，也由此改进中国公司的治理水平和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 此外，还特别需要大力鼓励和推动外贸企业与境外贸易伙伴以人民币结算，为此有必要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补贴针对外贸企业的人民币汇率调期服务(Swap contracts)，即以比较低的价格提供未来人民币收入按事先约定的汇率兑换为外币的服务，其目的就是推动有关企业以人民币结算。 双轨制的第二个轨是在境外，主要是在香港。香港完全可以较大力度地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的规模，推进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不断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规模以及交易水平，其目的是在境外尽快形成与欧元证券和美元证券抗衡的人民币金融市场。这种逐步扩大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交易，对于在条件成熟时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这一措施，也可以在很大程度化解外资进入内地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此，中国央行可以考虑在香港建立与当地资本市场规模相匹配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但是，这一市场的规模应该受到一定限制，比如，规定参与交易者必须是人民币证券市场的交易者，而参与交易的额度受其证券市场的交易额度的限制，其目的是使这一市场不会对人民币政策造成主要的冲击。 人民币国际化的建议： 一、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范围：除了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六个基本的城市之外，将边境贸易较大的省份也纳入试点范围； 二、建立和完善跨境人民币资金支付清算机制，以转账支付代替现钞支付，为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提供清算； 三、我国货币当局可以与人民币跨境流通规模较大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订协议，允许其在一定额度内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以提升周边国家和地区居民对人民币的信心； 四、建设以香港为基地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为我国资本项目尚没有完全开放之前的一个过渡性安排，以消除境外机构缺乏人民币投资与避险工具的障碍。

　　[本段]主要障碍

　　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仍然存在众多障碍。目前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民币国际流通量增长不足；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国际标准化程度不足；国际化过程中人民币对外价值可能发生巨大变动，妨碍经济政策自主性。 其中，人民币国际流通量不足将成为最大问题。因为在金本位的黄金时代，英国虽然存在庞大经常项目顺差，却通过资本输出向世界各地输出了大量英镑；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世界提供了美元流动性。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贸易顺差最大国之一，但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较小。 而且，纵观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国际化的实践，一国货币国际化进程要求该货币发行国应具备以下条件：占有全球经济较大份额的经济实力，政治上高度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中国的发展状况来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尚存在诸多不足。 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与货币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因此，现阶段大规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基础并不稳固。 现有经济体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初见成效，但仍存在难以支撑人民币迅速实施国际化进程的诸多问题。如利率市场化问题、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善问题、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问题等。 以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为例。中国之所以采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渐进模式，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创造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简言之就是，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微观机制、健康的金融体系、有效的金融监管、有利的国际环境。 显而易见，目前中国尚未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着众多的矛盾，还很不稳定，微观机制有待健全，金融体系较为脆弱，金融监管也比较薄弱，国际环境较为严峻。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前提条件的成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渐进模式”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现在的通胀问题具体怎么样？要具体的

　　2007年8月6日，统计局告诉我们说，7月的通货膨胀达到了5.6%，创出10年新高；其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涨幅更是惊人。让我感到吃惊的并不仅仅是物价上涨幅度，而是到7月份为止，央行新发行的货币也同时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数据发布之前，8月2-4日，笔者曾经到河北、山西和内蒙调研；此行的唯一收获，就是我发现北京的物价，虽然在有些人的眼中已经到顶了；但仍然远远低于以上三地。

　　 越穷的地方，物价涨得越凶，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比如，在山西一个穷山沟里，鸡蛋30元一公斤，猪肉40元一公斤；这是裸价，也就是没有任何补贴的价格。这说明，价格的递补区间已经被截断。沿途所见，到处是滞销的水果，瓜果梨桃一大筐一大筐地烂在路边无人理睬；今年本是大年，果农欲哭无泪。

　　 所谓流动性过剩

　　 自猪肉“集体发力”以来，关于人民币是否存在流动过剩的争议，渐渐地淡出了理论界。

　　 马克思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货币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延伸到今天，似乎也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全球化资本市场基础上的“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所谓“流动性过剩”，说到底，更多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更多地是国际政治问题，而不是金融问题；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一切经济资源的争夺，都不能脱离对于货币资源(资本)的争夺。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利率理论的研究阶段，我国对金融制度非常重视，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汇率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汇率理论的问题，特别是资产的定价、风险的评估，以及高度市场化状态中的货币体系与结构。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与当时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以及金融领域大规模创新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否则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强盛。

　　 在这里，理论和实践是高度相关的。从实体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构造了经济运行的新基础、新。这个新基础、新的出现，意味着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和运行轨迹都要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外汇，由此进入国家储备，中国也由一个不承认“外币”流通权力的国家，进而发展到现在“坐拥”1.4万亿美元外储的投资大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经济运行规律比较清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稳定，一切都是在国门内进行计划。开放以后，特别是当国际贸易成为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之后，很多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改变，它们之间需要有转换的变量，我们不但需要内部货币，也需要外部通用货币了。

　　 所以，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力，是沿着“商品价格——资金价格(即利率)——资产价格(汇率)”这样的轴心前进的。而由于我国实行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上则是以盯住美元为“实质”的国家管制制度，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由于我国生产力的价格很低，形成了冲击性的流通体系、贸易体系。

　　 投资困境的必然结果

　　 “通货膨胀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说这句话的人是马克思，一个我们理应尊重的人。

　　 绝大部分人在谈论“通胀”的时候，并没有思考通胀的本质是什么。有些人在议论CPI的时候，更多的是因为它是听起来蛮酷的一个词。可是，他们对于CPI的递增速率过于迅猛的后果，比如，投资增长，房地产价格的增长，股票指数的增长，甚至连猪肉的价格也在增长，却欠缺深入的理解。

　　 而真正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原始成因，是我们在几年前试图抑制过快的投资增长时产生的副产品：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巨大失衡。换句话说，通胀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储蓄增加过快，而在于增加的民间财富，比如储蓄，不能及时转化为民间投资，进而推动就业。

　　 通胀对于经济的发展，有哪怕一点点正面的作用没有？回答是肯定的。通胀的正面作用之一，首先就是它可以“逼迫富人投资”，从而推进一个国家或者说是“全社会”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富人们，也不可能感觉不到，现在投资渠道确实过于狭窄。

　　 前不久，原江苏省常州市民营企业“铁本”的业主戴国芳在当地受审，检察院的公诉书只字未提此前关闭“铁本”时所罗列的那些吓人的“罪状”。戴被指控的罪名只有“虚开发票，抵扣税款发票”，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的证据，就是戴国芳当年主动上交的那份“企业自查报告”。

　　 此时，3年前有关方面“查处铁本”的“意义”，开始呈现出来了。对此，业界的评论是，“查处铁本”以扰乱经济罪开始，却以“虚开发票”这样细节化的罪行而告终，这多少显示出“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准备不足”，让人们感觉到戴国芳式的企业主们的“投资困境”，铁本“钢铁王国”的梦想戛然终止，倒在了一个不能服众的罪名之下。

　　 据报道，法庭上的戴国芳“痛不欲生”，他问有关人员，“如果当初我不曾主动填写那些‘自查报告’，结果会是什么？”

　　 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中国的GDP保持着10%的增速，而就业增加率只有不到1%，失业率保持5%以上。由于民间的财富根本无法转化为投资，使无数戴国芳们走投无路，要不留在银行里“发霉”；要不胡乱挥霍，污染社会风气，并导致一系列的商品价格发生紊乱。

　　 没有投资的增长，当然就没有就业的增长。其实自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与企业储蓄增加18万亿元；但产业投资的增加值只有6万亿元；过剩的民间资本的投资欠债，至少12万亿元。

　　 无论这些投资欠债的成因是什么，每年它的贬值损益，就有1万多亿元；为了表达它们曾经的“存在”与“愤怒”，于是，我们看到了房地产价格“涨无可涨，仍然要涨”；直至近期的食品价格猛涨。投资无法满足，最终必然形成通胀。持有资产的人会变得富有，而持有货币的人会遭受损失。

　　 这就是2007年中国居民人民币存款开始大量逃逸、自行寻求资产庇护所的根本上的原因。

　　 金融决策vs 政治决策

　　 我们必须面对两个问题：首先必须确认，美元在未来会不会持续贬值？这显然并非悬念；其次，如果美元在未来持续贬值，推高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就是“不可抗力”。否则，我们国家难免要面对货币投机流行、货币过剩的局面，彼时再开放货币市场，则将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

　　 事实上，市场最深的恐惧，是由于美元的信用不足，当美元成为一条没有出路的“悬河”以后，那么或早或晚，要不它会冲决堤坝，要不成为一潭等待干涸的“死水”。

　　 中国至少还需要三五年时间，才能摆脱增发基础货币对于外汇储备的依赖，但在此期间，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投资于各种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资产以及自然资源，然后付出美元资产。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升值压力，并不是因为人民币是否该升，而是美元应该贬到哪里，才是底部。如果美国紧缩对华贸易，美元的跌势将不可逆转；沽空美元的人们，必然转向现货商品，而不是其他货币。

　　 对此，巨额的贸易顺差引发货币资本扩张性涌入，这只是一个假象。因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必然扩张中国的采购能力，直至外汇枯竭，中国的采购才会停止。在这个过程中，外资希望通过投资中国，建立独资企业，仍然无济于事；因为企业只是“政治的细胞”，金融才是“政治的血液”。

　　 人民币的问题，在本质上与美元如出一辙，都存在造血功能衰退，同时“脂肪”和“骨刺”压迫中枢神经。所以无论美元贬值多少，多半都会消耗在原油储备上。在未来，原油将会更贵，虽然现在它已经很贵了，但这才是问题的“正解”。

　　 事实上，人民币已经经历了1983~2005年的22年固定汇率制，现在正进入一个相对温和的升值阶段。如果有人竭尽全力，希望通过拉高人民币的币值以遏制中国短期的经济活力，这一设想成功的可能并不是没有，但确实相当渺茫。

　　 学会识别哪些利益有可能消失，而哪些利益不可能消失，需要很长的时间与过程。为此，也许我们将牺牲掉一点“经济活力”，但这正是我们改善宏观经济所需要的。

　　 此前，日元升值的过程，也曾丧失过“经济活力”，但换来的却是规模庞大的海外投资市场。多年以来，日本不断扩张其海外投资规模，每年都有资本利得。

　　 随便问个日本人，是现在好，还是1980年代好——换言之，是380日元兑换1美元好，还是110日元兑换1美元好？考虑到海外市场，日元升值真的吃亏吗？这种问题提得真蠢。

　　 日本人民享受到日本经济发展的“福利”，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体不会容忍金融政策对内剥夺。尽管日元“失败”了，但这只是日本金融决策体制的失败，而非日本政治决策体制的失败。

　　人民币目前实际上被国际认为是硬通货，在国际美元信用体系即将崩溃的同时，国际对人民币的需求非常旺盛，这时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实际上就是将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对外输出换回相应商品和服务，解决国内的通胀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博士做了多年的翔实调研，甚至深入香港、深圳的“钱庄”和“找换店”，以及黑龙江黑河口岸实地调查了人民币的境外流通情况。

　　 他介绍说，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在西南边境地区，人民币有“小美元”之称；而在中缅边贸及旅游活动中，缅甸禅邦重镇小勐拉，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币多达10多亿元；人民币在越南流通范围也非常广，已经在越南全境流通。在西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在中亚五国、俄罗斯地区和巴基斯坦流通。在东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跨境流通到俄罗斯和朝鲜以及蒙古国；特别是蒙古国，已经把人民币作为主要外国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