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出生日期考
时间：2016-09-08 11:26:47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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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军
唐代文学家韩愈是一个对后世文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者，由他和柳元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古文运动，强调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风靡天下，在散文领域雄霸千年，而且至今不衰。他们主张用的散句单行的形式来写作，文气畅通，用词通俗易懂，使人耳目一新。韩愈的文章更是气势雄伟，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后世从不轻易赞许他人的苏轼也发自内心地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的诗歌创作也成就不俗。他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社会思想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学家之先声。对于这样一位非常有影响的文学家，后世的研究者必然倾尽心血，可谓汗牛充栋。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没有研究明白：韩愈的出生日期。这俨然已是千年难题。
一日夜读《风雅千秋》，似乎让我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径。
《风雅千秋》是我的老师，著名学者、书法家李仲元先生的最新书法作品集，是仲元师2014年冬季避寒海南，展读《东坡题跋》一书时，将读书的感慨与批注于字里行间，累积为“漫叟缀语”，再以绝妙行书书之而成。苏轼为诗文书画所作的题跋，见解独到，文词自然，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著作，理论与鉴赏价值极高。《东坡题跋》是明人从东坡文集中集纳而成，后世多有刻印，是颇受文人雅士喜爱的书籍。题跋是苏东坡散文中独具特色的一种体裁，充分体现了他崇尚自然、不事雕琢、冲淡简远、高雅绝俗的艺术旨和旷达、随缘自适的处世哲学。在平心的世界中美的人生。同时，题跋在写法上随兴而发、妙趣横生，谐虐杂出，名言警句随处可见，也体现其自身的人格和风尚。
《风雅千秋》共选东坡题跋70条。其第66页所选东坡题跋内容为苏东坡书写韩愈诗《三星行》后的跋语：“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得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读到此我大为不解，磨蝎何所指？中国古代天文学、星占学中鲜见此语，此语何来？于是遍寻典籍，多方考证。终于明白，磨蝎一词源自的十二星座说，乃摩羯的另外一种音译。那么问题也来了，难道本来就自成体系的中国星占学在唐代就受到了十二星座说的影响了？确实如此。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先生考证，的黄道十二宫，即现在流行的十二星座说，至迟在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就随着传入中国，早有中文译名，而且与现代使用的译名非常接近。郭沫若甚至在《释干支》中认为，中国古代星占学中另一个体系：“十二次”，就是黄道十二官在上古时代传入中国后的产物。还有人指出，在三国时期的铜镜上已经出现巨蟹座和白羊座的形象。磨蝎的含义及来源搞清楚了，那么韩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以前的韩诗注释者都回避这二字不谈，只解释其他内容，但他们也承认，古人包括韩愈都相信，人生命运与生辰时星宿所在的有关系。
我认为，韩愈的诗、东坡的跋，应该是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千年的难题：韩愈的出生日期。按照通行的说法，韩愈出生于唐代大历三年，即公元768年，这个说法是根据韩愈的卒年倒推出来的。因为其生年各种文献均无记载，新旧《唐书》中所作韩愈传亦无明确记载。而其卒年则史有所据：据《李文公集》卷11《韩愈行状》载，唐穆长庆四年12月2日，他卒于长安“靖安里第”，时年57岁（虚岁）。对此，新旧唐书均有明确记载。对于韩愈去世的具体时间，查中国历史纪年表得知，公元824年的12月31日为唐穆长庆四年12月8日，往前推6天可知，长庆四年12月2日为公元824年12月25日。而按此记载，以57岁（虚岁）倒推，其出生年当为代大历三年，此亦无不可，可信。那么具体出生日期呢？无从得知。就连由国内专家共同完成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也无记载。只是在这一年的最后写明，本年韩愈出生，同时注明是根据文献推算出来的。
现在看，韩愈说自己：“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以及东坡的跋语已经给出一个明显的答案。在现代，按流行的十二星座说法，摩羯为十二宫中12月22日至1月20日的星宫。韩愈应当出生于这个时间段，是公元768年年末还是公元769年年初。那么到底是那一年呢？同样查中国历史纪年表得知，公元768年12月31日为唐代大历三年11月18日，显然这不符合摩羯宫的时间范围。要符合摩羯宫的时间条件还得向后推34天到62天。这样向后推算的结果是，摩羯宫起始的时间点：（唐代大历三年）12月22日对应的公元时间应为769年的2月4日；摩羯宫结束的时间点：（唐代大历四年）1月20日对应的公元时间应为769年的3月2日。如此，可以非常肯定地说韩愈并非出生于公元768年，而是公元769年。月宿南斗则告诉人们，他大约生于大历三年12月下旬仍可见到月亮和南斗星的时期。再让我们从来推算一下，大历三年12月22日，月亮已经从满月变化为下弦月，下弦月出现在农历每个月的22和23，即下半月的下半夜，开始出现在东南半边天空。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韩愈就应该出生于唐代大历三年12月22日至24日，公元769年的2月4日至6日这三天之间的黎明之际。因为再往后，天空开始发亮，月亮与南斗已不可见；若是等到下一次满月则已进入新的一年，为大历四年了。
东坡说自己以磨蝎为命，则是说自己与韩愈为一个星座。据说这个星座的人容易遭人，且一生坎坷。在《东坡题跋》一书中，还有《书谤》一则（《风雅千秋》未选），乃东坡遭谪海南时所作。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居黄州时，就有传言说他与曾巩（宋代文学家，亦名列唐宋八大家）同日去世，惹得也不胜唏嘘，缅怀不已。再贬海南时，又有人说他得道成仙，乘小舟入海不回，弄得京城里满是传言。他写道：“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宫在斗牛间而身宫亦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无善名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吾者或云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耳。”这是苏轼再一次引用韩愈的诗以强调自己与他是一个星座并且命运相似。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中的命宫与身宫两个词，本是术数学中紫微斗数里出现的专用名词，却与十二星座及二十八宿混用。可见在唐宋之际，来自的生辰星占学已经与中国传统的星占学相结合，在士这一阶层中广为流行了。紫微斗数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确定十二宫的，构成命盘，结合各宫的星群组合，牵系周易卦爻，来预测人的吉凶祸福。命宫共计12个，人的命宫是按照出生的月、时来定的。同时，紫微斗数还有一个和这十二个宫位中某一宫重合的“”宫位，那就是身宫。命宫是本命之所在，是先天的，而身宫是后天的。身宫也是按出生的月、时来定。更为严重的是，苏东坡甚至说自己的命宫与身宫都在磨蝎。后世认为，命宫灾福不及身宫重，东坡身命同宫，所以遭受的谤誉、远谪也远远大于韩愈。
林语堂在用英文写苏东坡传时也写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将星座名写错了，写成天蝎。不知是他笔误，还是中文有误。苏轼生于宋仁景祐三年12月19日，公元1037年1月8日。按照十二星座的排序，这个日期也应属于摩羯座。
远古时代，星占学与天文学是一回事，星占学家与天文学家也是同一个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星辰星占学的内容，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军国星占学。在中国上古的观念中，极重“者王”这一概念。能够了解的旨意并能代言的人，才有资格为王。反过来说，为王之人，必须要能够“上窥天意”。所谓天授，君权神授，因为这是关系到一个是否具有性的问题。在中国，几乎所有上古时期的星占学资料内容都是涉及军事的。这种对军国星占学的垄断，直到明清之际还依然严厉。而源自的生辰星占学，又被称为天宫图星占学，核心是一幅算命天宫图，即婴儿诞生时刻或其母受孕时刻，太阳、月亮、水星、、火星、木星、土星等在黄道十二宫间的分布。星占学家可根据这样一幅图，预言人的健康、性格、气质、财运、婚恋等等。中国古代星占学中涉及最广的是日月之占、恒星、之占以及彗星、流星之占。在这里，占即占卜、预测、观测之占。有趣的是，在这些占中，日之占、恒星、之占以及彗星、流星之占，大都与国事、军事、政事有关。唯独月占属于生辰之占，即与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有关。故而韩愈、苏轼都以月占结果来对应自己的命运。
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佛教东进，生辰星占学也随着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虽然不被及朝廷重视，却在与传统的星占学相互融合后，在民间及士这一阶层中流行起来。只不过这一混血星辰星占学毕竟不被大多人所了解，以至于影响日益式微。而现代人有所了解的星占学仅仅是源于的十二星座说，以及披上了外衣的二十八宿。其实，无论东方，星占学流行的哲学理由，无外乎天人这四个字。当人们在夜晚抬起头来仰望星空时，产生的与遐想都是相同或相近的。人们似乎都相信星空中总有一颗或几颗星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改变着我们。今人如此，古人更如此。正如康德曾经说过的，这个世界唯有两种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二是我们内心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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